感恩奋进 双争有我•致敬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丨河北省青年志愿者中心（“小橘灯”助残接力计划实施团队）：用温暖陪伴，守护特殊孩子成长

“登得上(shàng)城楼，望得见古塔，记得住乡愁。” 阳和楼，正定城的“镇府巨观”，耸立于(yú)城市中轴线上，见证着这座(zhèzuò)古城的变迁。 曾经，这座宏伟的(de)建筑只存在(cúnzài)于记忆之中。对于很多正定人来说，它只是老辈人记忆中的“过去”，直到近年得以复建，才又矗立于正定古城内。从历史(lìshǐ)建筑研究角度而言，正定阳和楼具有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对阳和楼的功能演变历程(lìchéng)进行梳理，并从全球视野出发观察中外建筑特色，深刻(shēnkè)解读(jiědú)其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蕴含的独特意义，更有助于(yǒuzhùyú)去理解阳和楼，理解它作为正定古城核心文化元素所迸发出的坚韧生命力。 2021年拍摄的(de)阳和楼。刘 乾摄 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(huádēngchūshàng)。沿着燕赵大街往南走，一座飞檐斗拱的(de)巍峨楼宇映入眼帘。它雄立在正定古城中轴线上，这就是(shì)被称为正定“九楼之首”的阳和楼，曾是元杂剧的创作生产和演艺中心之一。而今，经过最近这次复建后，这座号称“镇府巨观”的历史(lìshǐ)名楼，已然成为(chéngwéi)百姓的文艺大舞台，悠悠古曲和激越新歌在楼内回响。 阳和楼(yánghélóu)的演变历程生动地证明了其作为城市核心(chéngshìhéxīn)文化元素的坚韧生命力。 1933年的阳和楼(yánghélóu)（南侧）。梁思成摄 阳和楼的(de)重要(zhòngyào)性很早就为学界所关注。1933年，中国建筑史学(shǐxué)的先驱梁思成先生首次考察研究阳和楼，他和同伴对这座建筑及其附属的关帝庙感到惊喜。他盛赞阳和楼“庄严尤过于(guòyú)罗马(luómǎ)君士坦丁的凯旋门(kǎixuánmén)”，并强调了其极高的建筑与历史价值，尤其是它保留着(zhe)金末元初的木质梁架结构，是现代人解读《营造法式》的一个重要参考案例。梁思成先生的这次考察，为后世留下了关于阳和楼的测绘图纸和第一批清晰的照片，这些资料也成为我们今天(jīntiān)认知阳和楼乃至复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。 阳和楼建筑布局独特，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城市建筑文化史。其主体是一个夯土城台，外部包裹厚重的城砖。墩台中央有两道拱门穿过，台顶建有七开(qīkāi)间歇山顶木构(mùgòu)殿堂和两座碑亭。在城台南侧，一座狭长小巧但却五脏俱全的关帝庙恰好填满(tiánmǎn)两道拱门之间的空间。这样狭长的庙宇(miàoyǔ)本身就已十分少见，而它与主楼形成(xíngchéng)的丁字形布局几乎是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有趣的孤例。这种(zhèzhǒng)独特的形制(xíngzhì)，恰恰是它在历史上多次功能转变后层层叠加而形成。 据现有资料记载，这座建筑最初是唐代修建的(de)城墙南门。当时的真定作为北方军事(jūnshì)重镇，其防御设施的高标准赋予了这座建筑宏伟的规模和(hé)外观。安史之乱后，真定的军事地位更(gèng)加受到重视。为加强防御和容纳更多军民，真定城得到了扩建。唐初的旧城墙被新建的更大的城墙所包裹(bāoguǒ)，成为内城(nèichéng)，也就失去了直接的对外防御功能，因此逐渐被废弃乃至拆除。 但是，这座(zhèzuò)宏伟(hóngwěi)的“旧南门”被完整保留了下来，而且从单纯(dānchún)的城防设施转变为城市内部的标志性建筑。它不再面向城外空旷的军事场地，而是转变为一个融入主干道结构的民用城市建筑要素。 元代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的(de)(de)(de)那次重大修缮，可以说是阳和楼历史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，进一步提升了它在城市中独一无二的地位。这一(zhèyī)转变的背后，是真定城市定位的深刻变化。元代疆域大幅扩张，真定不再靠近北方边境，军事不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。但它至关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，使它转身成为一个极尽繁华的商业与文化(wénhuà)中心。阳和楼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(quánxīn)的经济与社会功能。 其时，阳和楼(yánghélóu)成为一个市楼，用以管理周边繁荣的(de)街市。根据元代纳新（又译“乃贤”）的《河朔访古记》记载，阳和楼横跨南大街，“左右挟二瓦市”，一派繁华景象。其两侧(liǎngcè)还分布着若干富裕家族(jiāzú)的宅邸。可以想见，当年的阳和楼下，车水马龙(chēshuǐmǎlóng)，人声鼎沸，南北商贾穿行于拱门之下，两侧店铺鳞次栉比，关帝庙中香火鼎盛，共同(gòngtóng)构成了一幅(yīfú)生动的古代城市文化生活画卷。除此之外，阳和楼还扮演着鼓楼的角色，承担着为全城计时报时等功能。 在这些实用功能之外，阳和楼在文化领域也发挥着巨大作用。它为(wèi)聚集于真定的文人雅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切磋、品读吟咏的平台。在这里，以白朴为代表的元曲创作者，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名作，使得真定成为当时北方重要的文化之都(dōu)。此后明清两代，历任(lìrèn)地方官员都对阳和楼极为重视(zhòngshì)，先后进行过四次有记载的修缮。文人墨客(wénrénmòkè)登临楼台，俯瞰市井繁华，遥望滹沱河水，凭眺太行山(tàihángshān)色，留下诸多(duō)诗赋，如元代诗人刘因的“百尺市门起，重过为暂停”，明代文人姚西孟的“关山鼎峙旌旗外，甍井星罗雉堞中”，以及明代诗人石(shí)珤的“春入太行山色好(sèhǎo)，雨晴南浦棹声多”。 历史上(shàng)，阳和楼经历了一次次的功能转变与维护修缮，但是在“变”中始终(shǐzhōng)有“不变”的内核—— 从物质(wùzhì)层面看，20世纪(shìjì)的(de)(de)阳和楼早已不是元代最初的建筑，但(dàn)它在城市结构和形态中的核心地位从未改变。从城市形态学的视角来分析(fēnxī)，南大街是城市中轴线，尽管城市历经扩张，这(zhè)条轴线的核心地位始终未变，后来的城市结构甚至通过调整公共建筑布局(bùjú)来强调和平衡这条轴线的对称性与中心性。阳和楼这座建筑始终占据着南大街的制高点，这赋予了其独特且不可替代的形态学意义。从中国传统风水理念来说，南大街被视为正定的“龙脉”，而高耸的阳和楼则是“龙脊”上的制高点。 2024年10月6日拍摄的阳和楼。 河北(héběi)日报记者 龚正龙摄 阳和楼(yánghélóu)长达数百年的(de)(de)演变史，生动地展示了一个核心特征——功能(gōngnéng)几经更迭，其核心形式却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。它始终保持着墩台与上层木构楼阁的主体形式，以及楼和关帝庙之间独一无二的“丁”字形布局。 其实，这种“形式恒久”现象，在欧洲的建筑历史中也(yě)存在一些类似的著名案例(ànlì)。例如，意大利帕多瓦的理性宫，在近八个世纪的时光(shíguāng)里，其作为城市核心的基本形式与空间格局始终得以保持，并先后承载了审判庭、市场、市政厅等多样功能。再比如罗马城的马切罗剧场，它最初(zuìchū)是古罗马时期的一座露天剧场，帝国灭亡后，其坚固的半圆形观众席(guānzhòngxí)先后被(bèi)用作军事堡垒和贵族府邸，至今仍有人居住。 阳和楼的这种“形式恒久”现象，如果置于更广泛(guǎngfàn)的文化和技术背景中考察，其(qí)价值会更加凸显。上述欧洲建筑案例均为砖石结构，其物理上的耐久性是其形式得以长久延续的重要基础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古代建筑多以木、土、砖为主要材料，这决定了其建造便捷的优点，但(dàn)也因此更容易在周边环境发生变化时遭到拆除并重建成新形式。而且(érqiě)，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建立在一种(yīzhǒng)贴近生活、顺应(yīng)自然的哲学观念之上。正如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传世著作《园冶》中所言：“固作千年(qiānnián)事，宁知百岁人(rén)。足矣乐闲，悠然护宅。”人生不过(bùguò)百年，又何必建造延续千年的建筑？这并非(fēi)对建筑短视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观——建筑是为人服务的，应与人的生命周期、社会的需求变迁相协调。这种哲学强调(qiángdiào)的是适用性与和谐，而非永恒的纪念性。 在这样的(de)建筑文化与技术传统下，一座建筑能够像阳和(hé)楼这样，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，历经军事防御、城市管理、商业中心到文化地标的数次功能转换，而其墩台、楼阁、关帝庙(guāndìmiào)的核心形式始终被尊重(zūnzhòng)、继承和延续，这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。即便经历多次修缮，工匠们(men)仍然没有对其形式做任何本质的改动。 这类建筑，在(zài)城市(chéngshì)形态学理论中被称为“基本元素”。它指的(de)是那些能够穿越时间，在城市动态发展中持续存在(cúnzài)并发挥作用的建筑空间或城市结构。它们是城市记忆的载体，是建构城市形态的锚点。阳和楼(yánghélóu)正是这样一个范例，它证明了在中国建筑的生命周期中，同样存在着对(duì)“形式(xíngshì)”的自觉坚守，这种坚守并非由于材料的不可变，而是出于文化和城市形态层面的认同(rèntóng)。因此，阳和楼并非欧洲(ōuzhōu)“永恒”建筑在中国的翻版，而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中，一个关于建筑生命力与形式恒久性的、不多见的特殊案例。它体现了一种动态的、适应性的“永恒”，一种在不断更新中保持核心身份认同的智慧，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(bùxī)的连续性使然。 启发持久保护与(yǔ)再利用 2024年7月31日，无人机拍摄(pāishè)的阳和楼。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(jiéshè) 尊重历史遗产，珍视文物价值，赓续古城(gǔchéng)文脉。 阳和楼的这份“永恒”的独特意义，启发着(zhe)当代中国的遗产保护与再利用。长期以来，大家可能认为中国古代建筑(jiànzhù)的灵活性更多提供的是(shì)重建与更新的案例，而阳和楼则提供了一个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、关于持久保护与再利用的真实范本(fànběn)。它(tā)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工匠是如何在传承中保护并再利用一座传世建筑。 如此(rúcǐ)重要的阳和楼(yánghélóu)，其在中国近代的命运颇令人扼腕。20世纪初，在多重因素叠加下，阳和楼逐渐衰败。 首先，1907年，为避免修建跨滹沱河的(de)铁路桥(tiělùqiáo)，正太铁路和卢汉铁路交会(jiāohuì)的枢纽站被建在正定以南十几公里的石家庄。后者迅速崛起为新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。 其次，正定城市(chéngshì)内部形态(xíngtài)的(de)演变。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城市结构(jiégòu)开始变化，城市发展的重心向西北方向的火车站偏移，这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南北大街的轴线地位，并从根本上动摇了阳和楼在城市生活和经济中的地位。根据梁思成和莫宗江拍摄的照片可知，他们在1933年(nián)到访正定时，阳和楼主体建筑虽基本完好，但已不再使用，登楼的阶梯也被关门上锁，且楼上(lóushàng)的木门扇、窗棂几乎尽数遗失。 此外，战争和社会动荡带来了一定的破坏。在战争中，阳和楼曾被用作瞭望台(liàowàngtái)和堡垒，其木构殿堂遭到了毁灭性破坏。新(xīn)中国成立(chénglì)后，1950年，雁北文物勘察团在返京途中路过正定，调查古建并拍摄照片。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，彼时(bǐshí)只有城台(chéngtái)尚存，关帝庙还有少量建筑遗存，而城台上的木楼阁荡然无存。1966年拍摄的照片中，尚能看到残存的城台和关帝庙台基，其“丁”字形布局可以辨认。但到了1968年，这里已变成(biànchéng)一个(yígè)普通的十字路口，仿佛(fǎngfú)阳和楼从未存在过。 然而，不应该磨灭阳和楼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(dìwèi)。近年，为了全力做好正定古城(gǔchéng)保护利用工作，推动古城保护风貌恢复提升(tíshēng)、文旅深度融合，正定启动了24项(xiàng)古城风貌恢复提升工程。阳和楼复建被提上日程并很快付诸实施。之所以选择(xuǎnzé)复建阳和楼，正是因为它在城市结构中的关键作用。正定现存的绝大多数古迹都位于古城南部(nánbù)和东部，这客观上使南大街成为正定的旅游轴线，而阳和楼恰好位于这个轴线的核心(héxīn)节点上。 复建工程启动后(hòu)，首先展开(zhǎnkāi)了考古发掘，但仅找到了旧塔基的三个角落。新建(xīnjiàn)的阳和(hé)楼在(zài)形态上以梁思成先生的照片和测绘图为主要(zhǔyào)依据，力求再现其“原始样式”。在建造技术上，新建的墩台采用了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，外部覆盖仿古的砖石。上部的木构大殿尽可能遵循了传统的榫卯工艺(gōngyì)。但与历史上的城市形态不同的是，新的阳和楼不再横跨于道路之上。南大街的交通路线环绕阳和楼和关帝庙，形成了一个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广场。 飞檐(fēiyán)翘壁、巍峨精美。如今，作为正定“九楼之首”的(de)阳和楼，成为展示正定传统文化的标志性建筑，并且实现(shíxiàn)了(le)又一次功能上的“华丽(huálì)转身”，被赋予新的使命。旅游业的兴起，让阳和楼作为城市(chéngshì)“核心文化元素”的角色被重新发现。它作为中心，统率着周围的公共广场(guǎngchǎng)空间，成为当地居民的公共生活场所，更担当起城市旅游轴线上的核心节点角色，吸引着万千游客。夜晚，阳和楼广场成了人们争亮才艺的大舞台。台上，有人一展歌喉，陶醉其中(qízhōng)；台下，人们鼓掌叫好，笑逐颜开…… 回顾过去(huígùguòqù)，阳和(hé)楼是中国古建筑生命力的有力证明；展望未来，它也正成为正定城市发展(fāzhǎn)不可或缺的文化地标。当年梁思成先生惊讶于阳和楼竟鲜有人提及，如今，尽管它已获得广泛关注，但其蕴含的价值(jiàzhí)还远未被完全发掘。尤其在学术层面，有必要(bìyào)通过更深入的历史与城市形态研究来识别这些价值。 例如，从(cóng)理论上，阳和楼历次功能(gōngnéng)转变中“新”与“旧”的关系如何解读？从实践上，为了实现功能转变，古代工匠们具体做了哪些改变？又维持了哪些不变？这些经验是否(shìfǒu)具有普适性？是否可以移植到当代？从城市(chéngshì)层面来看，阳和楼在历史上如何影响并引导正定的城市生活？这些问题，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。（刘 乾(qián)） 关注河北(héběi)新闻网，了解河北最新新闻。